撰文：@我有車還自行

春節期間，剛大吃了兩頓，就積食了，只能靠吃白水面度日，虧了肚子不能虧腦子，抽空讀了《傅雷家書》（譯林出版社2023年出版），補了下精神食糧，讀后感慨萬千。

“從前書信很慢,車馬很遠”，在電話、電郵、移動通信時代到來之前，天各一方的親人之間主要靠書信交流?！霸浦姓l寄錦書來，雁字回時，月滿西樓”，寄出的是思念；“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”，收到的親情。

傅雷家人之間，也是如此，書信中除了討論哲學、藝術、人生外，也有許多吃飯、睡覺、生病、人情往來等生活流水賬，這和我們普通人一樣，也易激發讀者的共鳴。

李春波就是憑著流水賬般的《一封家書》獲得了中國流行音樂1994風云人物獎。

傅雷畢竟不是普通人，他是20世紀法語翻譯屆最優秀的翻譯家（沒有之一），也是一位優秀的文學家、藝術評論家，他在生活中最關心的是藝術，在信中討論最多也是藝術，而且展現出極高的水準。

傅雷的翻譯水準有多高？

據楊絳回憶，一次她譯了篇散文，傅雷稱贊了幾句，楊絳以為這是客套話，照例一番謙辭，傅雷強忍了一會，最后還是沉臉發作了“楊絳，你知道嗎？我的稱贊是不容易的”。傅雷對楊絳的稱贊確實是由衷的，他在家書中稱楊絳的翻譯風格“俏皮、輕靈”（P31）。

傅聰說“傅雷這個人做事，極其頂真”，也正如傅雷的墓志銘所寫“赤子孤獨了，會創造一個世界”（P77），傅雷的一生不但“極其頂真”，同時也是個“赤子”，“頂真”、“赤子”在很多時候有同樣的含義，正如那個說國王沒穿衣服的小孩子，這也是傅雷一生的縮影。

拙文的題目叫“赤子的孤獨之路”，這本身可能就是句邏輯不通的話，因為“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獨的。赤子孤獨了，會創造一個世界，創造許多心靈的朋友！水遠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會落伍，水遠能夠與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！藝術表現的動人，一定是從心靈的純潔來的！不是純到像明鏡一般，怎能體會到前人的心靈？怎能打動聽眾的心靈？”（P77）

拙文暫且把題目定為“赤子的孤獨之路”，主要是想表達三層含義：第一層是已在前文進行了表述，“赤子的孤獨之路”，首先是一種心路歷程，赤子感到孤獨了，就會去創造一個有許多心靈朋友的世界。同時，“赤子的孤獨之路”所欲表達的意思還有兩層含義，即“赤子的孤獨之路”不只是一種心路歷程，還是一條通向外部的道路，正因這條道路通向赤子心靈之外，才能“與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”，也正因這是一條外向而非內向的道路，這條通往普天下心靈的道路應有堅實的路基及合理的規則：

一是道路應有堅實的路基。路基是道路的基礎，任何想走上孤獨之路的赤子，需要自身具備相應天賦，付出辛勤的汗水，還需要有伯樂的指點、賞識。傅聰、傅敏一母同胞的兄弟，在音樂方面，傅雷認為傅敏資質不及傅聰，“在提琴方面的表現只能說中等，看譜能力不強”，又加之學習環境不好，“到樂隊去當個普通的小提琴手，也不是容易的事”，而傅聰“學了二三個月琴，就有顯著的特點”（P60），并一路得到馬思聰等眾多大師的傾心指點，去英國后還得到了岳父的襄助，故很早就能名揚天下?！耙粋€人的命運啊，當然要靠自我奮斗，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”，能走上孤獨之路的赤子，是各種因素塑造的結果，赤子這種人設，不能自欺，更不能欺人，比如當紅小生翟天臨就因自詡是學霸，在己亥年春節期間被吃瓜群眾打回了原型，這似乎與他在《白鹿原》中出演的白孝文的結局一樣。

同時，我們大多數人不能像顏回一樣“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”，如果都如顏回一樣，社會上估計就沒有物質方面的矛盾了（但我認為，也不排除還會有爭奪簞、瓢的矛盾）。傅雷作為一名高級知識分子，又是一位父親，在家書中沒有“向一切傳統的、資本主義的、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、感情與習俗作斗爭”（P330），不但沒有恥于談錢，還多次明確教導兒子、兒媳，要“會生活”，要學會防止經理人的盤剝，要學會家庭理財，“越是輕視物質就越需要控制物質。你既要保持你藝術的尊嚴，人格的獨立，控制物質更成為最迫切最需要的先決條件”（P233）、“一個人如果少年得志，他就更不善理財，這對他一生為害甚大”（P205）。

二是道路要有合理的規則。在赤子求真創造的路上，往往還會受到許多來自社會規則的限制，規則不合理，則會影響到創造力，如歐洲在文藝復興前的繪畫以歌頌史詩、神、宗教相關為主，而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才開始著重表現人的思想和感情。社會規則，不但可能扼殺創造力，甚至還會扼殺創造者本身，正如傅雷所說，其吃虧在“看問題水平提得太高，發現癥結為時太早”（P243），故而容易被世人誤解，布魯諾就因宣揚日心說被宗教裁判所判為“異端”，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。《傅雷家書》寫于1954年-1966年，家書中也反映了那個時期國內國際的風云變化。

建國初期的社會氛圍還相對寬松，據楊絳回憶，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，討論翻譯問題，傅雷提了份書面意見。他信手拈來，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。這些例句都是有主人的，因此，一位老翻譯家，被氣得當場大哭。傅雷在同年的信中對傅聰說，“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，文字的毛病很多，不但修辭不好，上下文語氣不接的地方也很多，還有是硬拉硬扯，啰里啰嗦，裝腔作勢，毛病百出，找不到什么可學的東西”（P55）。

1957年3月，在“全國宣傳工作會議”上受到“百家爭鳴”指示的鼓舞，傅雷“暢所欲言，毫不顧忌”的傅雷，旋即因“親美”、“反蘇”等歷史問題被上海市作協開會批判達十次之多。1957年9月，傅聰也回國接受批判。

1958年4月，因傅雷被劃為右派，傅聰在同年8月也被通知需立即回國，因聽聞傅雷已被捕入獄，傅聰說：我即將畢業回國，我知道，等待我的，將是父子互相揭發、批判。對于兩個自尊心很強，絕不肯違心地講話、行事的人來說，這實在太難堪了！果真如此，前年就不是給我父親一個人開追悼會了，很可能是開父子追悼會。因此，傅聰在同年12月從波蘭出走英國，又因“拿著中國護照，許多地方不準演出。弄得沒有辦法生活”，于1965年加入了英國籍。文革開始后，傅雷遭受批斗，不堪受辱，故而寫下“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，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余辜了！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了！”的遺書，本書也就此完結。

縱觀人類歷史，尤其是我國建國以來的歷史，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歷史，人類的創造力的發揮需要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，尤其要避免學術成為權力的婢女，我國逐步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，就是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，這種社會合理規則治理的確立，無疑會成為赤子孤獨之路的外部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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