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魯斯特把厚厚的幾本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留在了加斯東那里，他很相信這個年輕的出版商，雖然彼此并不熟悉。加斯東代表著《新法蘭西雜志》——它的周圍，聚集著一群以紀德為首的知識分子。
　　
　　他們開始閱讀這部手稿，評價并不怎么好：“里面全是公爵夫人，不是為我們寫的……”紀德顯然對它沒多少興趣，于是，加斯東把書稿退還給了作者。
　　
　　深信自己作品價值的普魯斯特決定自費出版。出版商并沒有讀這部厚厚的書稿，就簽了合同，反正經濟風險由作者本人承擔。沒想到，書稿的第一部《在斯萬家那邊》問世后，反響熱烈。最驚人的評論發表在《新法蘭西雜志》上，紀德被催促“重讀”這本他曾草率處理的書，并寫信向普魯斯特致歉：拒絕這本書是他“一生中最為后悔和歉疚的事”。
　　
　　補救的重任落到了加斯東身上。他說服普魯斯特和原先的出版商解約。兩個出版人開始談判：加斯東高價買下庫存的《在斯萬家那邊》，撕掉原先的封面，換上自己出版社做的新封面——他總想一次性消滅舊版本，因為那總是讓他想起當初的錯誤。
　　
　　雖然杰出的出版人都有著敏銳的嗅覺和良好的品鑒力，但他們也會和一些優秀作品失之交臂。閱讀出版人的傳記常常會發現，有些“漏網之魚”成為他們一生的遺憾。
　　
　　所以，法國最偉大的出版人加斯東才會說：“在這個行業里干了40年之后，我只能告訴你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們永遠無法預知一本書的命運。”
　　
　　經典作品往往命運多舛。《追憶似水年華》因為書寫文字太大，亂糟糟的，還有無法看清的難以理解的字符，所以被拒之門外。帕斯捷爾納克將《日瓦戈醫生》的手稿寄給《新世界》編輯部，希望它能在國內發表，卻遭遇退稿和嚴厲的譴責：“您的小說的精神是仇恨社會主義。”就算這些作品后來獲得了大獎，對其發表滔滔不絕、極盡贊美之辭的評論者們，也未必真正讀懂了它們。
　　
　　因而，一本書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出版商是否獨具慧眼。蘭登書屋決定為《尤利西斯》冒險，出版人貝內特精心策劃了一場官司。
　　
　　當時該書在美國被禁，理由是“色情”。想要得到它，就得買法國莎士比亞書店私下印刷的版本。這家巴黎左岸的小書店很有名，很多美國游客會專程光顧，然后偷偷帶一本藍色封面的《尤利西斯》回去。
　　
　　貝內特的代理人如法炮制。他把書“藏”在行李里，過海關時，竟然無人理睬。代理人于是大聲嚷嚷：“里面有違禁品，你們一定要搜查箱子。”海關人員不得不搜出《尤利西斯》，并在“走私者”的強烈要求下，將其沒收——這樣，開庭的時候，書就成了證據。而書里，早已提前貼上了評論家們評價《尤利西斯》的文章，它們一并成為“呈堂證供”。
　　
　　律師特意將打官司的時間安排在伍爾塞法官出庭之時。這位學識淵博、持自由主義文學主張的法官，果然宣布《尤利西斯》并非“淫穢之作”。它從此成為光明正大的著作，同時，也成為一本超級暢銷書——出版人的先見之明，以及那些關于“違禁”官司的報道，為它的“風靡”立下汗馬功勞。
　　
　　君特·格拉斯的作品也同樣因為“色情”而被禁。但澤三部曲之二《貓與鼠》，雖然和《鐵皮鼓》一脈相承，但二者講述的故事完全不同。《貓與鼠》更像置于德國“二戰”背景下的青春叛逆故事，而不是但澤的歷史敘事。
　　
　　小說出版后，格拉斯被齊澤爾指責為“最惡劣的色情作家”。因為“在道德方面毒害兒童和青少年”，相關部門要求將《貓與鼠》列為禁書。出版社趕緊去信，要求駁回“禁書”申請，同時組織各類專家對格拉斯的全部作品進行鑒定，并將鑒定結果呈送有關部門。
　　
　　禁書申請被撤回，齊澤爾和格拉斯卻鬧上了法庭。法院最終裁決，禁止齊澤爾在“文學批評之外的場合，將原告格拉斯稱為‘色情作家’”。這部曾經被指“色情”的作品，如今被列為德國中學的選修課本。
　　
　　一本書的命運就是如此詭異而不可預知。與大作家和偉大作品的每一次邂逅，都令人拍案稱奇。
　　
　　加斯東逢人便講他和普魯斯特的初次相遇：貝內維爾的夏天，加斯東遠遠看到一個徒步而來的人，他舉止有些不得體，卻十分可愛——衣服太窄了，扣子也不齊，漿過的領子直直的，頭上扣著一頂舊草帽，褪色的薄底淺口皮鞋沾滿灰塵。他邀請加斯東參加晚宴。
　　
　　那時，這個叫馬塞爾·普魯斯特的家伙還沒有成為作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