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片結束了，所有的觀眾都沒離場，這樣的情況在我的觀影經驗中是頭一回。大家都還在安靜地看著銀幕上閃現的數字，從200000到22再到8，這是一道無法逆轉的減法題，最終會歸于0。歸于0意味著什么？7000多名眾籌者（實際眾籌32099人次）的名字緊跟著工作人員的名字在大銀幕上滾動，這又是一道連導演都可能無法預計的加法題。
　　
　　8月14日，世界“慰安婦”紀念日，也是紀錄片電影《二十二》上映的第一天。
　　
　　2023年，“80后”導演郭柯在微博上看到一篇短文，講的是1920年出生的廣西老人韋紹蘭和她在“慰安所”懷上的混血兒子的故事，這是目前國內已知的唯一一例。他本能地判斷出這是一個好題材，于是年底就動身奔赴廣西，拍攝了韋紹蘭和她混血兒子的故事。當時在中國大陸存活的已知的“慰安婦”僅有32位，所以他給這部短片取名《三十二》。
　　
　　兩年后，當郭柯準備把這部短片拍成紀錄片時，32位老人只剩下了22人，所以，取名《二十二》。
　　
　　2023年8月12日，距離《二十二》上映還有兩天，海南的黃有良老人去世了。至此，片中出現的22位老人，僅剩下8人。
　　
　　“慰安婦”是沉重的歷史題材，郭柯導演以晚輩的身份凝視那些曾經受過傷害的老人，拋開事先準備好的劇本，用溫柔的方式記錄下這22位老人的生活日常。“這部片子不是告訴大家‘慰安婦’是一個什么樣的群體，我只是告訴大家，那些曾經受過傷害的女性，在晚年她們過著什么樣的生活。”至于每個人的觀后感，郭柯說：“這是我無法控制的。”
　　
　　郭柯在采訪中常談到一句話：“走不出來的是我們。”在我們的印象中，受害者要么以憤怒、要么以哭訴的方式出現在大眾的視線里，但郭柯和他的團隊在拍攝的過程中，在與那些老人相處的過程中，感受到的是她們平靜樂觀的態度，看到的是她們平淡的生活、瑣碎的日常。他想把這種最真實的狀態記錄下來。“讓觀眾先能了解這些老人，接受她們、喜歡她們，而不是一上來就貼上‘慰安婦’的標簽，生硬地呼吁人們去關注這個群體。”郭柯說，“我們有時候對她們的理解真的太狹隘了，她們并不像我們想象中那樣苦大仇深，她們非常普通，是活生生的、立體的人，也有很深的情感。”
　　
　　影片之外，他們的微博賬號“紀錄電影二十二”有當時拍攝的“花絮”：湖北的毛銀梅老人每天摘一桶梔子花送給攝制組的每一個工作人員，因為她覺得花很香；海南的李美金老人和村民們準備了粽子，在大樹下和工作人員一起分享；山西的李愛連老人每天喂那些去她家院子的野貓，和劇組的工作人員分享她14歲孫子的趣事，怕工作人員收工后會餓，每天炸一大盤饅頭請大家吃；山西的劉風孩老人到地窖里拿紅薯、土豆送給攝制組；廣西的韋紹蘭老人家徒四壁，每個月拿30元的低保，當郭柯和同去的3個工作人員與她告別時，她把郭柯給她的500元錢包了4個紅包分給他們，說快過年了，叫他們拿回去給家人買點糖果吃……影片中，在海南留學的日本留學生米田麻衣去祭拜去世不久的王玉開老人，她是常去照顧老人的志愿者之一，與老人建立了很深的情誼。她說阿婆生前在她拿去的照片中看到曾經迫害她的日本人，阿婆笑著說日本人也老了，連胡子都沒有了……一位中文說得很好的猶太觀眾看了《二十二》后，講述了兩個月前他已故太奶奶（享年104歲）的經歷。他的太奶奶在“二戰”期間被德國納粹抓進集中營，她的男朋友在她面前被納粹打死，她被關在集中營長達5年。他說：“我活到現在（30歲左右），她都不敢和我們談及當時她受的苦和發生在她身上的事。”1945年“二戰”結束，她是幸存者。自1945年至她去世，德國政府每個月給她1500美元的賠償金。身邊的人在照顧她們，政府在照顧她們……這位猶太觀眾說著說著有些激動，“無論是猶太人還是中國人，無論是德國人還是日本人，你不正視，你不認錯，那你就欺騙了一代人。一個很有名的猶太幸存者說‘冷漠比死亡更可怕，冷漠比憎恨更可怕，冷漠是人類尚存惡意的理由’，他們不敢說出來，但我們一定不能忘記。”
　　
　　日本紀錄片導演土井敏邦看了影片后說：“這是我看過的最好的電影之一，畫面、光線，以及與拍攝對象交流的方法都很出色。這種有力度、有質量的片子，是我至今在日本紀錄片界沒有看到過的，而且，我覺得特別難為情的是，日本導演拍不出此類題材的影片。原本，我們作為加害者應該主動拍出這樣的影片，但作為受害者的中國人和韓國人，卻拍出了這樣的片子給我們日本人看。”
　　
　　同題材的韓國電影《鬼鄉》于2023年2月在韓國上映。這也是一部眾籌電影，在拍攝階段就獲得7萬多名韓國網民的支持，演員全部零片酬出演。《鬼鄉》的導演趙正萊在臺灣觀看了《二十二》，他對影片中流落中國的韓國老人毛銀梅（原名樸順車）印象深刻。老人在中國生活了70多年，沒再回過故鄉。得知老人已于2023年1月去世，他和工作人員特意趕到湖北孝感祭拜了老人。在老人的遺像前，他唱了老人在影片中唱過的、同樣也出現在《鬼鄉》里的民歌《阿里郎》；在老人墳前，他燒了從韓國帶來的在《鬼鄉》里出現過的“護身符”。
　　
　　余華在《活著》的日文版自序中說：“生活是一個人對自己經歷的感受，而幸存往往是旁觀者對別人經歷的看法。”我們在歷史課本上看到的一句話，卻是別人的一生。所以，我不太愿意用“幸存者”這個詞來稱呼這些老人。
　　
　　這個世界曾給了她們深深的傷害，她們卻用溝壑縱橫的臉報之以笑，用干癟漏氣的嘴報之以歌。如果你還看過《三十二》，一定不會忘記韋紹蘭老人唱的那首歌，它被放在了《二十二》的片尾，也是整部片子唯一的配樂——《九重山》。
　　
　　日頭出來點點紅，照進妹房米海空。米海越空越好耍，只愁命短不愁窮。一條江水去悠悠，一朵蓮花水面浮。何時有意把花起，你無心無意看花浮。門口大田四四方，半邊羅豆半邊秧。秧兒得插花生得扯，常年丟棄哪一廂。出門人笑我也笑，回家人笑我憂愁。人進大門呵呵笑，我進大門眼淚流……
　　
　　歷史需要銘記，面對傷痛，我們不該終日怨恨，但絕不應遺忘。面對她們，不應該再去過多地追問，或許，我們最應該記住的，是奶奶們現在的笑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