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外灘碼頭上遠洋郵輪汽笛響起，送別的人揮舞著手臂，凝望著自己的親友，有的甚至發出嚶嚶的哭聲。這條船上載著一批特殊的客人——第一批獲得清華獎學金的9名女留學生。這天是1914年8月15日。
　　
　　留學生之中，有個女孩與眾不同：只有她沒有哭泣的母親或其他親人來送行。因為受不了跟母親離別的場面，她早早就跟家人說不要送別。這個女孩，就是有著諸多“第一”頭銜的陳衡哲：第一批官派赴美留學的女留學生中的一員、“五四新文學的第一位女作家”、中國第一位女教授。這一年，她24歲。
　　
　　除父母之外，三舅對陳衡哲的早年生活產生過重要影響。三舅常常對她說，世人對命運有三種態度：其一是安命，其二是怨命，其三是造命。三舅希望她有造命的態度，也相信她能創造自己的命運。她確實是這么做的，也做到了。
　　
　　對命運的第一次抗爭，是她7歲時拒絕纏足。她很幸運，當時社會上已經有開明人士抨擊纏足的陋習，雖然母親以將來好找婆家為由，要求她纏足，但在陳衡哲多次拒絕后，便也作罷，讓她得以保持一雙天足。
　　
　　她的第二次抗爭，則是13歲時離開父母，去廣州考西式醫學院。她之所以這么執著于上學，跟她十一二歲時對梁啟超、譚嗣同的崇拜有關。她曾經想當個穿白袍、騎白馬，帶著戰士們沖鋒陷陣的中國式貞德，但梁、譚二人的榜樣力量讓她最終確定了知性發展的人生道路。要實現這個志向，就必須接受教育，以獲取必要的知識和訓練。
　　
　　于是，在13歲的這一年，也就是1903年，陳衡哲獨自坐上了現代化的蒸汽船，前往廣州。其時，雖然已經出現了各種新式學堂，但女子教育尚未被納入教育系統——陳衡哲想上能接受西式知識訓練的女子學校，除了她不喜歡的醫學院，似乎也沒有太多選擇。因為年紀太小，陳衡哲在廣州沒被醫學院錄取，最后入讀上海一所中英女子醫學院。在這所學校，她除了打下了扎實的英文基礎外，其他一無所獲。
　　
　　接著，17歲，陳衡哲迎來了人生又一個挑戰：她父親讓她回成都，家里有一門親事在等著她。她堅決拒絕，表示自己“永遠不結婚”。
　　
　　父女倆的對峙，以她暈倒、父親軟化告終。父親答應她不再提她的婚事。在成都待了一年后，陳衡哲再次孤身上路，去常熟的姑母家借住。
　　
　　在姑母家，她經歷了1911年辛亥革命帶來的亢奮期。她把自己定位為“旁觀者”，“在舉國皆狂的時期，我卻不知不覺地長成了一個頭腦冷靜、不抱任何幻想的女子”。
　　
　　1913年冬天，經姑母介紹，她在常熟鄉下當起了家庭教師。她經常憂郁地自問：我這樣活著到底為了什么？這種生活和父母包辦的婚姻生活有什么兩樣？
　　
　　轉機在1914年來臨。5月的一天，陳衡哲在報上看到了清華學校（即清華大學的前身）招募首批赴美女留學生的消息。這次招考沒有學歷要求，滿足“體質健全、品行端淑、天足且未訂婚”條件的女孩皆可報考，通過考試的話，就能獲得獎學金去美國學習5年。
　　
　　當時一共有41人報名。筆試持續一周，每天上午考3門課，下午考兩門。考試的科目中，有一半是陳衡哲從來沒學過的，比如英國歷史、美國歷史、幾何、代數等。她有投機取巧的時候，比如考美國歷史的一道題目：“安德魯·杰克遜為什么被彈劾？”她回答“因為他違反了憲法”，她覺得自己這樣回答十分聰明。后來她得知，她的美國歷史不及格，那些含糊其詞的回答都沒有得分。大部分時候，她回答自己知道的東西，不知道的就不回答。那些她完全沒學過的科目，她只寫下“從來沒學過這個科目”，然后就交白卷。負責招生的人告訴她，這個舉動給他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
　　
　　來到美國后，陳衡哲首先進入位于紐約州的普特南女子中學學習。那時的留美學界有兩件大事，一是白話文學運動，一是科學救國運動。兩大運動的提倡者分別是胡適和任鴻雋，也就是日后與她關系最密切的兩個男人。不過彼時陳衡哲對他倆只聞其名，未見其人。
　　
　　1915年秋，陳衡哲入讀瓦瑟學院，專修西洋歷史，兼修西洋文學。她的大學生活，在她1917年發表的白話小說《一日》中有所反映——好奇的美國女生問同宿舍來自中國的張女士：“中國的房子是怎樣的？也有桌子嗎？我聽見人說中國人吃飯、睡覺、讀書、寫字，都是在地上，真的嗎？”
　　
　　夏志清在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中認為，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應該是陳衡哲這篇《一日》，而不是以往公認的魯迅的《狂人日記》。《狂人日記》發表于1918年，《一日》則發表于1917年。只是，一則《一日》發表在《留美學生季報》上，國內乏人看到；二則《一日》比較稚嫩，“差不多不算是一篇小說”（任鴻雋語），故而第一篇白話小說的名頭，落在了《狂人日記》上。
　　
　　任鴻雋和陳衡哲相識，即緣于《留美學生季報》。在《五十自述》中，任鴻雋回憶自己如何被陳衡哲的才情折服：“余讀陳女士之文而識其名，蓋自前一年余主編《留美學生季報》得陳女士投稿始。當時女士所為文曰《來因女士傳》……文辭斐然，在國內已不數覯，求之國外女同學中尤為難得。余心儀既久，1916年夏與陳女士遇于伊薩卡，遂一見如故，愛慕之情與日俱深，4年之后乃訂終身之約焉。”
　　
　　以任鴻雋為開端，陳衡哲結識了在美國的胡適、楊杏佛，以及在國內的蔡元培、朱希祖等風云人物。其中，胡適更視陳衡哲為平生知己。
　　
　　1920年，陳衡哲學成歸國。這一年，她成為北京大學第一位女教授（也是中國第一位女教授），并與任鴻雋成婚。能讓抱定獨身主義的她改變主意，與任鴻雋的一段表白不無關系：“你是不容易與一般的社會妥協的。我希望能做一個屏風，站在你和社會的中間，為中國來供奉和培養一位天才女子。”
　　
　　陳衡哲在當時學界的地位之高，從今圣嘆所著《新文學家回想錄》中所舉的一個例子可見一斑：她曾被西南聯大請去做講座，頭兩排留給教授們坐，但來的教授太多，就連姚從吾、雷海宗等幾位名教授都只能站在臺角聽。講完后教授們紛紛上前向她致敬，有叫她“老大姐”的，有叫她“陳先生”的，但沒有人叫她“任太太”——雖然此時她已辭去教職多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