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紀曉嵐寫的《閱微草堂筆記》，發現了幾個有意思的故事。紀曉嵐是乾隆年間的大才子，《四庫全書》的總纂修官，他記載的這幾件發生在北京的舊事，距今已經二百多年了。
　　
　　一件事是紀曉嵐買羅小華墨。我不懂墨，不知道這個牌子有多么響亮，想必當時是很出名的。這墨看上去“漆匣黯敝，真舊物也”，可是買回去一用，居然是用泥磚做的，染以黑色，還帶了一層白霜，徹底把紀曉嵐騙了。
　　
　　另一件事是買蠟燭。紀曉嵐趕考，買了幾支蠟燭，回到寓所怎么也點不著，仔細一看，原來也是用泥做的，外面涂了層羊脂。
　　
　　紀曉嵐的從兄萬周，一天晚上見燈下有吆喝賣烤鴨的，買了一只回去，竟然也是泥做的。這鴨子的肉已被吃盡，只剩下鴨頭、鴨脖子、鴨腳和一副完整的骨架。骨架里搪上泥，外面糊上紙，染成烤鴨的顏色，再涂上油，燈下難分真假。
　　
　　紀曉嵐家的奴仆曾以兩千錢買了一雙皮靴。自以為買合適了，沾沾自喜。有一天下雨，他穿著皮靴出門，卻光著腳回來了。原來那靴子的腰是用烏油高麗紙做的，靴子底則是破棉花黏糊的。
　　
　　講了這幾個假貨的故事之后，紀曉嵐又講了兩個更讓人難以想象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。說來話長，有興趣的可以去翻看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卷十七《姑妄聽之·三》。
　　
　　這些年我們老說假貨泛濫，以為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，似乎過去就沒假貨，至少是沒有那么多假貨，看來這是偏見。實際上，制造和販賣假貨的歷史久遠，過去假貨的泛濫程度恐怕也不在今天之下。我沒有統計數字，但是不妨在情理之中推測一番。就說那做烤鴨的，肯花如工藝品一般精細的做工，再搭上等魚上鉤的時間和被人識破打一頓的風險，只為賺一只烤鴨的錢，這種高成本、低回報的買賣，當今還有幾個人肯做？為了這點小錢尚且有人費心費力地制假販假，更多更大的機會自然更不會輕易放過了。這恐怕也是當時生活之艱難和資源之貧乏所決定的，這一點，現在應該是有所改善了。
　　
　　另外還應該提一下商業方面的“制度安排”。紀曉嵐提到的那幾件假貨，顯然都是在地攤買的，當時還沒發明百貨商場。北京的東安市場，直到“文革”前還類似一個地攤匯集區，并非現代意義的百貨商場。西方人發明的百貨商場是個好東西，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：一方面顧客不用花很多時間滿世界地尋找他要買的東西，另一方面也相對減少了賣家的等待時間。在百貨商場里賣假貨，更有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”的麻煩。因此沾新制度的光，如今人們在大大小小的百貨商店里買東西，比當年紀曉嵐在地攤上買東西的風險小多了。
　　
　　如今人們都覺得假貨泛濫，恐怕也是被之前的國營商場襯托的，國營商店盈利是國家的，虧損也是國家的，職工們犯不上為了國家的利益冒險賣假貨，國有企業也犯不上為了國家的利益生產假貨。這種缺乏激勵的機制也抑制了假貨。后來忽然放開，假貨也忽然冒了出來，大家便覺得假貨特別多。另外，假貨的標準也比古時候嚴格多了，古時候沒那么多的名牌，假冒的自然也就少了些。不過，無論何時何地，只要有名牌就難免有冒牌貨。譬如“王麻子剪刀店”就有“老王麻子剪刀店”和“真老王麻子剪刀店”及“真真老王麻子剪刀店”之類的競爭者。李逵碰到過李鬼，孫悟空遇到過六耳獼猴。
　　
　　說到這里，我想起美國了。在美國，假貨并不少見。我在美國街頭的許多地攤上見過勞力士表，外觀極其漂亮。問價，才二三十美元。我笑道：“假的吧？”對方也笑笑：“你看看價錢呀。”我在美國，街頭還遇到過推銷瑞士軍刀的。在紐約的百貨商店里，多功能瑞士軍刀賣三十幾美元，而街頭的年輕人，手里拿著同樣的刀，吆喝著只賣三美元。
　　
　　我猜想，古今中外地攤的營銷行為都差不多，大店名店則另是一路。造成重大差別的不是時間、地域和民族，而是具體的商業制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