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5年歲末，被太多的感動沉浸，新的一年，我想活在希望里，不再流淚。
　　
　　如許多的感動之后，除了覺得自己應該做一個好人之外，卻怕再被感動，總覺得有一種苦楚難以面對，仿佛一個舉重運動員，去舉一個終究要被壓垮的重量——無奈總是讓人悲觀。光陰的腳步剛剛跨入新的一年，在一個叫趙秀花的女孩面前，淚水仍然悄悄濡濕了眼角。
　　
　　感動的敘述已經艱難，艱難的沉重總是讓人下意識地沉默。藏起了悲歡，藏起了言語，就是怕說出了心碎，就是怕覺察到無力。可在這個從未表達自己的小女孩面前，在這個只將愛化作行動、只用行動挽救的小女孩面前，應該有一種表達——表達我們的感動，表達我們的羞愧。
　　
　　然后，哭也可以，行動也可以。
　　
　　這個叫趙秀花的女孩，只有十二歲，父親智障，母親患有精神病。女孩七歲起即撐起家庭生活重擔。去年2月，九歲的弟弟患上了腎功能衰竭綜合征。女孩在賣掉家里一切能賣錢的東西后，帶著弟弟走上求醫之路，先后二十次往返長沙，許多路程，都是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。
　　
　　多少孤苦無依，說不出來，因為以后也許還得靠她這樣去走；多少風餐露宿，不想說了，因為以后也許還得靠她這樣去過。在這個小女孩面前，有多少感動就有多少羞愧。
　　
　　我不知道，一個父親智障、母親患有精神病的家庭，其基本生活保障從何而來。這個家庭的孩子，既缺乏家庭的保障，又缺乏社會的救助，其境遇的悲情是不是雙重的？一個十二歲的女孩，既擔負起對自己的責任，又擔負起對家庭的責任，其力量是不是雙重的？
　　
　　一個孩子在患重病之后，沒有任何的保障，這是不是我們醫療保障體系的羞愧？而由一個最柔弱的肩膀來承擔只有全社會才能承擔的救助責任，這是不是社會救助體系的羞愧？當一個小女孩在竭盡自己所能之后，舉著“天下好心人，請救我弟弟一命！”的牌子，牽著弟弟走在漫漫的求醫路上，有一種力量讓我們羞愧難當。
　　
　　不知道這個小女孩將如何去看待這個世界，她把弟弟揣在了胸口，而我們卻讓她獨自行走在她難以經受的風雨里。
　　
　　當她與弟弟忍饑挨餓之時，當她流浪于城市的廣場，在寒夜流著淚撫摸弟弟脹痛的肚皮，讓他入睡，當她用自己的身體溫暖著幼小的弟弟，所有社會應該承擔起的責任，所有可以呵護她的人們，是不是都已睡著？
　　
　　這世界總有一些東西讓你悲從中來，忍不住，躲不掉；這世界總有一些東西讓你無怨無悔，站定了，挺直了。
　　
　　我們現在大多數所謂的“感動”，總是只滿足于事后的發掘，而不是事前的保障與當時的救助。當我們面對這個小女孩時，我總在想，天底下是不是還有這樣的遭遇在生成？天底下是不是還有這樣的孩子在承擔？而我們是不是現在就應該掮住沉重的閘門，放他們到輕松快樂的地方去？當這個小女孩用乞討實現她對弟弟的救助時，我覺得我們許多袖手旁觀的理由，社會體系中視而不見的理由，都已失去了重量。
　　
　　有多少感動就有多少羞愧，因為我們感動于別人所承擔的，恰恰是我們沒有去做，或者說恰恰是社會的缺陷所在。
　　
　　小女孩救弟的過程中，我們也看到了她的鄰居以及社會許多好心人的救助，在女孩最難忘的記憶中，就有“一位阿姨”曾在他們餓了三天后的困境中，拿出了四個橘子和一個蘋果給他們吃，并給了他們二百元錢。新聞見報后，我們的讀者也在自發地捐款捐物，我們惟一希望的，是這個社會所有責任的承擔，所有愛心的付出，能形成一個強大的合力，讓所有的缺陷不再留下縫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