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9年冬天，我離開了復雜的電影圈，到美國進修。與其說是進修，不如說是療傷。
　　
　　在美國一年半，我拍了一部港片《愛殺》。1981年夏回到臺灣，文藝片已不再受歡迎，代之而起的是新藝城式的喜劇片。英俊小生也沒以前那么受歡迎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喜劇演員、硬底子演員、諧星，就算是文藝片的女生也要大展拳腳扮兇狠手辣狀。我這個素來演愛情文藝大悲劇的演員，竟然也要戴起眼罩扮獨眼龍，穿著高筒靴拿著長槍，一臉冷漠，學人家打打殺殺的。
　　
　　回到臺灣的3年時間，我拍了14部戲。接觸的工作人員很復雜，這些人也跟我在電影里一樣，也在私下上演著真實人生的刀槍拳腳江湖片。
　　
　　在拍《慧眼識英雄》的第一天，現場出現一位笑容靦腆、個子矮小的男士，我和他攀談了幾句，覺得這個人很有趣。后來聽說他是黑社會老大、是×老板，想找我拍戲。我看他靦腆像個好人，幫他拍了幾部戲。他算是個講道義的黑幫人士，并沒有讓我吃虧。
　　
　　臺灣的交通很亂，有一次他坐我的車，旁邊的車不守交通規則，我破口大罵，他反倒被我嚇了一跳。又有一次大伙兒吃完晚飯，他建議我到狄斯角夜總會聽歌，我雖然想去看看，但又擔心那種場合會很亂，他靦腆地笑著說：“最亂的就在你身邊，你還有什么好怕的？”說得也是。
　　
　　回臺拍的幾部戲，票房成績都不錯，于是我又成了搶手的演員。這對我來說卻并不是件好事。許多黑社會老大都找上了門，我實在不想接他們的戲，卻怎么推也推不掉。他們出手豪爽，而且所有條件都肯接受，如果不接的話，就等于是敬酒不吃吃罰酒。
　　
　　有一晚，一個黑道人士，背著一個旅行袋，里面裝滿了現款，250萬臺幣堆滿了我客廳的咖啡桌。等他走后，我拿到臥室，放進小保險箱里，卻怎么都不能全部塞進去，只好拿出一部分放在抽屜里，等到隔天存入銀行。
　　
　　朋友知道后為我捏了一把冷汗，說我太大膽了。我想也是，那時全家人都在美國，只有我一個人在臺北，萬一出了什么事，那可怎么得了……
　　
　　———警察局對面，拍戲空當，我回我的小白車后座休息，秘書葉琳幾次提醒我不要開后車廂。我覺得奇怪，沒事我干嗎開后車廂？原來制片在后面放了很多手槍。
　　
　　———夜里，有一位制片開車載我和秘書葉琳到臺中拍戲，要等到天亮才開始拍，拍完我的部分再接我到其他現場。因為太累了，倒在后座就呼呼大睡，忽然“嘭”的一聲，大家嚇了一跳，葉琳和制片轉頭看我，原來我滾到坐椅下了。我瞧見葉琳的臉色非常難看，說了聲：“我沒事！”又繼續睡覺。到了天亮，下了車，葉琳在我耳邊輕聲告訴我為什么她臉色難看，因為她在前座的坐椅下摸到一把槍。
　　
　　———天剛亮，我和爾冬升拍完夜戲，很累，經過田埂，看到一輛奔馳車陷在稻田里，許多人在想辦法把它弄上來，我瞄了一眼也懶得理。片場小弟說那車是來接我們的，爾冬升馬上鉆進我的車，說他寧愿坐我的小破車也不愿意坐他們的奔馳車。在車上，爾冬升說，站在奔馳車旁那個男的，臉上表情冷冷的，眼神很兇。聽說他叫×××，我按諧音給他取了個外號叫“螺絲起子”。
　　
　　———拍戲現場，化妝時間，有一位黑幫小弟，試探性地問我：“跑路的話，你會不會借錢給我？”我假裝不知道什么叫跑路，旁邊的人幫忙解釋，我靈機一動：“呸！呸！呸！不要講這種不吉利的話。”后來爾冬升跟我咬耳朵：“我剛才很替你緊張，不知道你會怎么說。還好你答得機智！”
　　
　　———我們在椰如餐廳拍時裝打斗片，一進餐廳就感覺氣氛怪怪的，有一位強壯高大、頭發鬈鬈、臉上有刀疤的男子，站在化妝桌旁，化妝師拉我到一邊，告訴我他是我的貼身保鏢，外號叫“小玫瑰”。真逗笑，這樣的外形居然叫小玫瑰，我偏叫他“刀疤小玫瑰”。我們在餐廳門口拍攝，刀疤小玫瑰就坐在對面小巴上。拍到放槍的戲，槍聲很響，說時遲那時快，突然對面巴士跳出一個人用槍指著我們這個方向，反倒把我們嚇了一大跳,原來小玫瑰以為這邊有槍戰。弄得我們啼笑皆非,卻又忍著不敢笑。
　　
　　———在陽明山拍夜戲,山上來了兩個制片人。聽說他們都帶著武士刀,還以為會有血淋淋的事發生,幸好最后皆大歡喜。原來他們3部戲每天都分到8個小時。一天才24小時,那就表示我幾天都別想睡覺。
　　
　　那個時候我一心想離開臺灣這個是非圈,到香港發展。正好1984年導演林嶺東請我到香港拍《君子好逑》,我一口答應了。從此以后,香港片約一部接一部,我就在香港待下了,現在已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人。
　　
　　回想起當年黑社會在我身邊的日子,能夠全身而退,真是上天保佑。